龚建平的死亡之谜：中国足球的阴谋

“有些过错注定要用一辈子偿还。龚建平是个‘实诚’的人，默默无闻的老师、父亲、丈夫，他扮演的那么多种角色都坦荡磊落，只有这个裁判角色，三十几万，累赘了一生。”

在浙江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收到了一封署名“还有良知的裁判”的《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的信以及四万元三个月后，前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被警方带走，随后被刑拘。一年后，龚建平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又一年多后，龚建平在解放军三零四医院离开人世。

此时，之前轰轰烈烈的足坛扫黑也就此停止，龚建平的受贿案成了没有行贿人的“天贿”。三年时间，龚建平的匆匆过世留下了太多谜团，有人说他死于白血病，也有人说他真正的死因是忏悔与抑郁。大多数裁判对他的评价是“龚建平是个老实人，他良心未泯”。

如果找寻龚建平之死的原因，就避不开谈及杨明和自杀”式地掀翻桌子、曝光龌龊、发动“打假扫黑”的宋卫平。

戛然而止的扫黑

龚建平出事的时间点很不凑巧，多数人知道臭名昭著的“甲B五鼠”和五里河的“中国足球出线”是相继发生的事情，举国欢腾的烟火下，深藏着中国足球的肮脏交易，而杨明是当时中国足球反赌扫黑中写报道最多、最犀利的记者之一。同年，他根据采访结集《黑哨》一书出版。

龚建平病逝的当晚，杨明在家里的观音像前，为龚建平上了三炷香。“我写书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足坛是不是特别黑。我说恰恰相反，足坛腐败的程度，如果用中国社会其他行业的平均值衡量。它不会突破上限，也就是一个平均值。”

在“自白书”和钱款曝光前两个月，有人在饭局上劝杨明退出，“你别再写反黑扫赌了，不然就是罪人”。理由是，“在亚洲区预选赛中未能出线的伊朗队已经向亚足联和国际足联提交了申诉书，强调中国足坛有黑哨，所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出线不公正，要求顶替中国参加世界杯。”

很多媒体、球迷希望国内足坛回到“正常”秩序，他们需要世界杯。

唯一的“替罪羊”

杨明的同事孙文晔三次拜访位于筒子楼的龚家，逐渐得到了龚妻索玉华的信任，进行过独家采访。

索玉华告诉孙文晔，在看守所里，审查人员不止一次要求“龚建平立功”，示意说“判决的绝不会只有龚一个人”。

龚建平交代了大连籍裁判员于敬仁、前卫体协裁判员刘雨涛参与对裁判做工作和送钱做“中间人”的事。但在中国足协“自首”政策下，裁判们都被免于了处罚，除了龚建平。

龚建平的代理律师王冰在龚去世后接受采访时说，“自白书是足协领导从绿城俱乐部带回来披露给新闻界的，把它当作一种可利用的手段，整个反黑运动事实上已经走形。”

庭审龚建平时，控方检察院指控的是“企业人员受贿罪”，法院却最终判处龚“受贿罪”，即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罪名，其定罪量刑比“企业人员受贿罪”重得多。

这让龚建平的辩护律师王冰很震惊，就在判决前几小时，控方出示中国足协开具的证明，即足协是营利企业，龚建平行为属“企业人员受贿”。龚建平曾提起上诉，但二审驳回，没有开庭，直接维持了原判。

龚建平在二审终审以后就开始保外就医，虽然被判刑十年，但他几乎没怎么在监狱呆过，一直辗转在几家医院，“他的去世意味着他的案件正式终结。”

宋卫平的“出卖”

宋卫平总喜欢“接过革命的枪”，李书福先在广州向“黑哨”开火，然后被宋卫平接到了杭州。结果李书福被领导劝退，“你还是去搞你的汽车吧，跟足球掺和什么？”最后只剩下宋卫平一人。

“宋卫平手里涉嫌收黑钱的裁判名单，着实吓坏了中国足协。表面上，阎世铎亲赴杭州声援打假，但足协一开始就琢磨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龚建平被逮捕两个星期之后，宋卫平公开表示：“写自白书、退黑钱的那个裁判就是龚建平。”

杨明是龚建平被捕前见的最后一名记者，他当时见到龚时第一句话就问，“那忏悔信（自白书）和四万块钱是不是你干的？”“他坚决否认。”

索玉华回忆说，在“反黑”高潮来临前夕，宋卫平找他退钱，而且跟他说：“只要你把钱退了，这里边就没你的事了。”为了摆脱干系，龚建平把钱退了，钱数是八万，而不是四万元。

“当时我们觉得，报纸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没有真的。”

宋卫平要龚建平退钱的同时，还曾经让他写“自白书”，但是他没同意。“那封忏悔信（自白书）是打印的，而龚建平根本就不会用电脑，连开关机都不会”，索玉华说。

二零零二年初，宋卫平给龚建平打电话说：“阎世铎来调查，我实在顶不住了，名单上有你，以后你当不了裁判，我补偿你。”龚建平当即大怒，在电话里骂宋卫平“不是个男人”。

至此，龚卫平仍不知道自己是唯一的退钱人，也不知道“自白书”掀起的风暴将要由他承担。

这份“自白书”从何而来？宋卫平为什么点龚建平的名字？这些至今是谜。我们只知道，龚建平去世后，宋卫平从以往的“炮台”形象变成了“沉默派”。

为了忘却的纪念

龚建平去世五年后，陈培德说：“判他不冤，但他太亏，他是我们现行体育体制下的悲剧人物。”

作为中国足球史上唯一被揪出来并判刑的黑哨，龚建平的悲剧在于，他这本曾经轰轰烈烈的“反面教材”在其身后的世界里，是自助的，是孤立的，是中国足坛在那一年的那几天中才需要的。

直到中国足坛在十年前的大规模扫黑运动开始前，龚建平的死没能动摇根深蒂固的与裁判关联的潜规则，只有他自己的家被摧毁了，而足球圈暗流的围墙依旧密不透风。

杨明后来说，“我一开始喊抓、重判，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多大用，全社会都把反赌扫黑当做故事，热衷探听八卦，收了多少钱抓了多少人，把自己当做看客。”

很多人会再提起龚建平，不是想为他翻案，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用如此的篇幅去“打搅”一个死者以及死者的家人，是不想让龚建平如此地、慢慢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甚至被遗忘。